犯罪低齡化趨勢下刑事訴訟的研究
作者:趙 燕時間:2016-01-29 13:24:08 來源:www.455685.com 閱讀次數:1718次 ]
【文章摘要】
本文提出了“平安成長”的新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有助于全社會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方法走向更加具體和可操作。
【關鍵詞】
犯罪低齡化；自由價值；刑事訴訟
0 引言
當前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訴訟活動中存在一些問題，各地雖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設立了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但由于缺乏專門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平臺， 難以對刑事訴訟活動中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為進行及時有效的干預，無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導致實際工作中時常出現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口頭上說得多， 實則難以操作的現實窘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訴訟的價值觀念上有待更深刻的認識和提高。
1 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
從傳統意義上來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就是對其犯罪的刑罰活動。但除了刑罰天生就是一種懲罰外，刑罰還應具有教育與感化的功能。司法實踐告訴我們并非對所有的犯罪都予以刑罰處罰、并非將所有的罪犯關進監獄才會產生好的社會效果。傳統刑事司法注重國家對犯罪人施予刑罰從而追求社會秩序的安寧與穩定，但其限制和損害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益，造成無辜者被定罪或輕罪被重判等結果，必然會進一步加深社會矛盾。對未成年人而言，他們會錯誤地以為，法律是不公平的，社會也是不公平的，我只能以對付不公平的心態面對未來的社會生活。在我國，如果說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許多人初次犯罪，是因為法律意識淡漠，無意或偶然觸犯了法律，那么刑滿釋放人員中高達百分之十幾的再次犯罪率卻基本上都是故意而為之，其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不能不發人深省。
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的理論問題
2.1 兩種價值觀念
當今世界各國所奉行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在吸收了奴隸制彈劾式訴訟與封建糾問式訴訟中的合理因素后發展起來的。各種形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都潛在著兩種基本的價值追求：一種是安全價值，即保障社會和社會的多數成員不受各種犯罪行為的侵害，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從而表現為社會的一般利益。另一種是自由價值，即保障作為個人的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免于某種或某些限制的自由，以及從事某種或某些活動的自由，其核心內容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非法干預和侵犯，因此主要表現為一種個體性利益。國家運用權力的目的在于維護社會安全和秩序，個人的權利（自由）則因為這種活動而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安全與自由分別處于對立的兩端，其沖突難以調和。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刑事訴訟以懲罰犯罪為目的；犯罪是一種對國家和社會危害最大的違法行為，直接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和其他權利、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只有準確、及時、公正地打擊犯罪，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從這個意義上看，安全與自由又有相互依賴的關系。如果只崇尚自由， 那么保護個人權益的措施，都有可能被犯罪者所利用，從而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導致社會治安的惡化，犯罪率的上升，進而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相反，如果只崇尚安全，那么國家權力干預私人領域過多， 嚴重侵害個人的自由，使個人置于更為嚴重的國家暴力之下，這樣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安全了。因此，在刑事訴訟領域如何正確地定位自由與安全兩種價值并建立理想的刑事訴訟價值目標，便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極為棘手的問題。
2.2 刑事訴訟價值的權衡
首先，從法哲學的角度看，所有法律所追求的最為首要的是正義的觀念，而同正義觀念相聯系的最高價值，并不是安全，而是自由。從人的自然傾向來看，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而且是人所具有的普遍特性。與此相反，安全價值的地位就沒有這般重要了， 人們始終只是把安全視為實現正義的相關因素而已。
其次，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人們可以發現，人類從沒有拋棄安全價值， 而自由價值卻常被人類舍棄在一邊。這能否說明安全才是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呢？不能。其原因在于早期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再次，當我們把自由與安全兩種價值放到刑事訴訟領域中進行考察就涉及到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征問題。刑事訴訟是什么？有不少人認為是一種以懲罰犯罪、揭露犯罪、證明犯罪為目的的國家活動。這就是安全至上觀的典型表現。如果把刑事訴訟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打擊犯罪、鎮壓犯罪的活動，那么顯然沒有必要依據訴訟職能分工與抗衡原理設置一系列復雜的制度、程序、規則，沒有必要分設不同的司法職能部門，動用浩大的司法資源。事實上， 刑事訴訟的主旨在于通過程序保障對作為弱者的個人進行特殊的保護，使國家追訴機構負有一些特殊的義務，為個人與國家進行的理性對抗提供了條件。
2.3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
從古羅馬時代開始，未成年人就不僅僅被認為是父母私有的，同時也被視為國家公有的，國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監護人。“國家監護”的理念由此發端。民法中的監護制度也應運而生。當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不愿、不宜、不能行使監護權時，為了重點關心和保護被監護人本身利益，應當加強國家權力對監護的干預，這就是未成年人國家監護制度的目的。
未成年人有其特殊的生理特點，他們的“自由”也因為其身體發育還未完成，心智發育尚待成熟的緣由而需要“被監護”， 所以筆者建議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的自由價值觀表述為“平安成長”的價值觀念。
這里的“平安成長”借鑒了英國小學生守則中的第一條。其內容為：平安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未成年人的平安成長是指未成年人在人身自由被監護的條件下，可以享受到充裕的生活供給和有利于其身心發展的社會環境。
長期以來，我國出臺了包括《未成年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諸多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及行政法規、規章， 促成青少年司法保護體系初步形成。但不可否認，被稱之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小憲法”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均存在“法律宣言書”式立法的弊病，雖然這些法律看上去看美，但由于不能作為依法執行、提起公訴和依法判決的依據，大量侵犯未成人權益的行為不能依法得到迅速有效的處理，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不強，使得立法保護未成年人的本意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貫徹實施。
究其原因，諸如此類的弊端都與我們沒有深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訴訟的價值觀念和認識有關。
3 刑訴——特殊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致力于使未成年人懂法、守法、自救、自護的目標。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活動是一種特殊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活動。在這項活動中，我們應該深化我們的價值觀念， 讓我們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停留在“嚴厲打擊未成年人犯罪”的層次，而應該著眼于使未成年人“平安成長”的價值觀念，給受到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建立一個尋求未來生活“遠離司法紛擾”的“平安”環境，把需要“懲罰”和“打擊”的責任部分，更多的追加到其“監護人”的頭上，這里的監護人，即指其父母，也指其“最高的”監護人，國家。
4 結束語
本文提出了一種新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活動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有助于全社會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方法走向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基于這種價值觀來開展未成年人犯罪刑訴活動和開展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也將呈現更加人性化和理性化的特點，這些都是建立和諧社會所亟待實施的重要理論實踐。
【參考文獻】
[1] 周長軍：安全為本，自由優位——刑事訴訟的哲理思辨，山東大學學報( 哲社版)，2000 年第2 期，108 頁
[2] 左衛民，周長軍：刑事訴訟的理念， 法律出版社 1997 年 96 頁
本文提出了“平安成長”的新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有助于全社會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方法走向更加具體和可操作。
【關鍵詞】
犯罪低齡化；自由價值；刑事訴訟
0 引言
當前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訴訟活動中存在一些問題，各地雖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設立了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但由于缺乏專門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平臺， 難以對刑事訴訟活動中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為進行及時有效的干預，無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導致實際工作中時常出現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口頭上說得多， 實則難以操作的現實窘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們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訴訟的價值觀念上有待更深刻的認識和提高。
1 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
從傳統意義上來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就是對其犯罪的刑罰活動。但除了刑罰天生就是一種懲罰外，刑罰還應具有教育與感化的功能。司法實踐告訴我們并非對所有的犯罪都予以刑罰處罰、并非將所有的罪犯關進監獄才會產生好的社會效果。傳統刑事司法注重國家對犯罪人施予刑罰從而追求社會秩序的安寧與穩定，但其限制和損害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益，造成無辜者被定罪或輕罪被重判等結果，必然會進一步加深社會矛盾。對未成年人而言，他們會錯誤地以為，法律是不公平的，社會也是不公平的，我只能以對付不公平的心態面對未來的社會生活。在我國，如果說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許多人初次犯罪，是因為法律意識淡漠，無意或偶然觸犯了法律，那么刑滿釋放人員中高達百分之十幾的再次犯罪率卻基本上都是故意而為之，其社會原因和心理原因不能不發人深省。
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的理論問題
2.1 兩種價值觀念
當今世界各國所奉行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在吸收了奴隸制彈劾式訴訟與封建糾問式訴訟中的合理因素后發展起來的。各種形態的刑事訴訟制度中，都潛在著兩種基本的價值追求：一種是安全價值，即保障社會和社會的多數成員不受各種犯罪行為的侵害，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從而表現為社會的一般利益。另一種是自由價值，即保障作為個人的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免于某種或某些限制的自由，以及從事某種或某些活動的自由，其核心內容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非法干預和侵犯，因此主要表現為一種個體性利益。國家運用權力的目的在于維護社會安全和秩序，個人的權利（自由）則因為這種活動而受到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安全與自由分別處于對立的兩端，其沖突難以調和。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刑事訴訟以懲罰犯罪為目的；犯罪是一種對國家和社會危害最大的違法行為，直接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和其他權利、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只有準確、及時、公正地打擊犯罪，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從這個意義上看，安全與自由又有相互依賴的關系。如果只崇尚自由， 那么保護個人權益的措施，都有可能被犯罪者所利用，從而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導致社會治安的惡化，犯罪率的上升，進而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相反，如果只崇尚安全，那么國家權力干預私人領域過多， 嚴重侵害個人的自由，使個人置于更為嚴重的國家暴力之下，這樣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安全了。因此，在刑事訴訟領域如何正確地定位自由與安全兩種價值并建立理想的刑事訴訟價值目標，便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極為棘手的問題。
2.2 刑事訴訟價值的權衡
首先，從法哲學的角度看，所有法律所追求的最為首要的是正義的觀念，而同正義觀念相聯系的最高價值，并不是安全，而是自由。從人的自然傾向來看，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而且是人所具有的普遍特性。與此相反，安全價值的地位就沒有這般重要了， 人們始終只是把安全視為實現正義的相關因素而已。
其次，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人們可以發現，人類從沒有拋棄安全價值， 而自由價值卻常被人類舍棄在一邊。這能否說明安全才是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呢？不能。其原因在于早期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再次，當我們把自由與安全兩種價值放到刑事訴訟領域中進行考察就涉及到刑事訴訟的本質特征問題。刑事訴訟是什么？有不少人認為是一種以懲罰犯罪、揭露犯罪、證明犯罪為目的的國家活動。這就是安全至上觀的典型表現。如果把刑事訴訟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打擊犯罪、鎮壓犯罪的活動，那么顯然沒有必要依據訴訟職能分工與抗衡原理設置一系列復雜的制度、程序、規則，沒有必要分設不同的司法職能部門，動用浩大的司法資源。事實上， 刑事訴訟的主旨在于通過程序保障對作為弱者的個人進行特殊的保護，使國家追訴機構負有一些特殊的義務，為個人與國家進行的理性對抗提供了條件。
2.3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
從古羅馬時代開始，未成年人就不僅僅被認為是父母私有的，同時也被視為國家公有的，國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監護人。“國家監護”的理念由此發端。民法中的監護制度也應運而生。當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不愿、不宜、不能行使監護權時，為了重點關心和保護被監護人本身利益，應當加強國家權力對監護的干預，這就是未成年人國家監護制度的目的。
未成年人有其特殊的生理特點，他們的“自由”也因為其身體發育還未完成，心智發育尚待成熟的緣由而需要“被監護”， 所以筆者建議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的自由價值觀表述為“平安成長”的價值觀念。
這里的“平安成長”借鑒了英國小學生守則中的第一條。其內容為：平安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未成年人的平安成長是指未成年人在人身自由被監護的條件下，可以享受到充裕的生活供給和有利于其身心發展的社會環境。
長期以來，我國出臺了包括《未成年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諸多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及行政法規、規章， 促成青少年司法保護體系初步形成。但不可否認，被稱之為我國未成年人保護“小憲法”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均存在“法律宣言書”式立法的弊病，雖然這些法律看上去看美，但由于不能作為依法執行、提起公訴和依法判決的依據，大量侵犯未成人權益的行為不能依法得到迅速有效的處理，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不強，使得立法保護未成年人的本意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貫徹實施。
究其原因，諸如此類的弊端都與我們沒有深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訴訟的價值觀念和認識有關。
3 刑訴——特殊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致力于使未成年人懂法、守法、自救、自護的目標。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活動是一種特殊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活動。在這項活動中，我們應該深化我們的價值觀念， 讓我們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停留在“嚴厲打擊未成年人犯罪”的層次，而應該著眼于使未成年人“平安成長”的價值觀念，給受到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建立一個尋求未來生活“遠離司法紛擾”的“平安”環境，把需要“懲罰”和“打擊”的責任部分，更多的追加到其“監護人”的頭上，這里的監護人，即指其父母，也指其“最高的”監護人，國家。
4 結束語
本文提出了一種新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活動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將有助于全社會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方法走向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基于這種價值觀來開展未成年人犯罪刑訴活動和開展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也將呈現更加人性化和理性化的特點，這些都是建立和諧社會所亟待實施的重要理論實踐。
【參考文獻】
[1] 周長軍：安全為本，自由優位——刑事訴訟的哲理思辨，山東大學學報( 哲社版)，2000 年第2 期，108 頁
[2] 左衛民，周長軍：刑事訴訟的理念， 法律出版社 1997 年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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