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中西合璧學術思想的形成歷程——試論文化傳播視野的解讀
文化傳播自鴉片戰爭以來扭轉了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固有的發展軌跡，這種文化傳播的不同階段，賦予了梁啟超這位近代舞臺上的風云人物學術思想歷程豐富多彩而又富于變化的色彩，但仔細審視梁啟超的整個學術道路，卻不難發現梁啟超的學術追求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其中西合璧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筆者不揣簡陋，在文化傳播視野下尋求其中西合璧的學術思想的肇始、形成、成熟三個階段的發展軌跡，以求教于方家。
一、肇始階段：從啟蒙教育到戊戌維新
梁啟超的啟蒙教育基本上是中國傳統式的，家庭環境也促使他沿著傳統士人讀書同學的路數：讀書內容離不開四書五經，讀書的目的當然也是為求取科舉功名。
然而，最早感受西學東漸氣息的廣東使得梁啟超在很小時便對中國傳統學術有所體察，事實上，梁啟超在應試完秀才考試時，雖有成功的喜悅，但對傳統的學問路數已經有了一定的看法：“日治帖括，雖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于貼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言詞問充滿了對枯燥文體和僵硬方法的厭煩。而在《三十自述》中，梁啟超也記載了中舉后的心情，他說：“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但經朋友介紹認識康有為后，尤其是在萬木草堂當聽到康有為的講學后，他的學術視域更是為之一變，他形容當時的心態說：“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競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棄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在經過第一次轉變后，文化傳播在梁啟超的思想上毫無疑問留有了印記：他意識到了西學別樣的意義，如在追隨康有為忙碌于維新變法做思想準備和輿論宣傳時，梁啟超便對組織學會、創辦報紙，以及設立強學會做了說明：“時在乙未之歲，鄙人與諸先輩，感國事之危殆，非興學不足以救亡，乃共謀設立學校，以輸入歐美之學術于國中。”設立強學會當是在1895年11月，可見其時的梁啟超已經開始借助西學改鑄中國傳統的學術，這是文化傳播的結果，也是其時先進的中國人一種無奈的選擇。但梁啟超自有其文化的洞察力，在1897年他就覺察到：“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于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梁啟超把古人不十分重視的三通等書目作為“國史”來與傳統上的主要史籍相對照，并且前者在梁心目中的地位顯然重于后者，這不能不說是對中國傳統史學乃至學術和文化的一個極大諷刺。在提到君史的目的時，梁啟超指出其“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若何而攻城爭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長子孫，如斯而已。 中國論文發表
在1897年11月，梁啟超應湖南巡撫陳寶箴、督學江標、按察使黃遵憲之邀“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他為學堂擬定的《學約》十章也可以看出維新變法前后梁啟超思想和學術主脈的演進：“一日立志、二日養心、三日治身、四日讀書、五日窮理、六日學文、七日樂群、八日攝生、九日經世、十日傳教。”在《萬木草堂小學學記》中闡述窮理時，梁啟超指出：“西人自希臘昔賢，即講窮理，積至近世，愈益昌明……晚近公理之學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論，皆將權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審其可行不可行。……學者茍究心此學則無似是而非之言，夫是之謂實學。梁啟超的學術和文化思想在這一時期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學的成分，雖然中國傳統學術成分仍占主導，但梁啟超把讀書、窮理與立志養心等教育內容并列到一起，從而把智力教育與道德修養、知識與德行、智育與德育區分開來，擺脫了中國傳統上的泛道德主義的局囿，其“不為古人所欺，不為世法所撓”的學術態度和文化精神更接近西方的純學術精神。可見，這一階段梁啟超的中西合璧學術思想已初見端倪。
二、1902年：梁啟超中西合璧學術思想形成的界標 論文發表網
中國的戊戌變法雖然曇花一現，但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來看，卻毫無疑問地反映了中國國家發展的一種文化覺醒。尤其是自這一時期開始，文化傳播進入了新的層面，即西學中嶄新的政治觀、倫理觀成為了改造中國知識階層的工具理性，并最終誕生了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應該是西學輸入長期影響與中國文化自身發展邏輯交互作用的結果。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這次偉大實踐失敗后，不得不各尋出路。梁啟超則為逃脫當政者的追捕而東渡日本。由于日本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傳人中國的重要途徑，因此梁啟超的避難也成為了文化傳播的最直接的方式。當然，這一次也給了他學術思想轉變的絕好時機，而且為了宣傳和讀書的需要梁啟超不得不學習日語，這就為梁打開了通向西方學術的一扇大門，其思想視域為之一新，逐漸形成了“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精神。1902年梁在日本度過了其30歲生日，其思想的轉變更是巨大的，梁啟超說：“自三十以后，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倡孔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說；“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無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后能收其效。’其著名的新民說也是在1902年前后形成的，梁啟超認為中國在這一特殊時期，首要的任務便是“富國強民”，啟迪民眾從而培養“新民”。審視梁啟超的新民學說不難發現，雖然其欲借助中國傳統的《大學》之“新民”概念，卻不乏自己的思想，梁啟超闡釋其新民思想說：“凡一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
上白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于亞洲大陸，比起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于群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無失墮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梁啟超心中的國民精神是：“一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梁啟超雖是欲開啟國民思想，由此及彼，事實上也不難發現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期許，即把別國的學術文化借鑒過來，熔鑄成一個新的學術文化系統，這不能不說是文化傳播的結果。
同樣是在1902年梁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中，他曾經熱情洋溢地贊揚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先驅培根和笛卡爾，原因在于傳統學界存在著“不自有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為心思”的現象，而培根和笛卡爾雖屬不同派別，在這方面的主張卻不乏相同之處，“倍(培)氏之意，以為無論大圣鴻哲誰某之所說，茍非驗諸實物而有征者，吾弗屑從也；笛氏之意，以為無論大圣鴻哲誰某之所說，茍非返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 “破學界之奴性”的理性精神是培、根笛卡爾吸引梁的地方，梁啟超曾經感慨地說：“嗚呼!有聞倍(培)根、笛卡爾之風而興者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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